二、面向壮族形象建构新需求的当代壮族史书写的转型升级

当代壮族历史书写虽然已经完成了阶段性的壮族形象建构任务，但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代文化正在向着图像化、可视化、数字化、娱乐化、碎片化方向发展，相应的受众也在向着这些方向转变。当代壮族史书写要想赢得更多的读者，进而取得更好的壮族形象建构效果，就有必要进行适应性的转型升级，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由通史式的书写向专题式的书写转型

综观60多年的当代壮族史书写，其代表性的成就主要体现在通史式的著作上，黄现璠等的《壮族通史》和张声震主编的《壮族通史》，是这方面的代表，但在今天若是继续以这种方式来书写壮族史，显然已经很难了，因为张声震先生曾经说过：“我们可以负责地说：几乎凡是可以说明壮族发展史的重要文献史料，我们基本上都挖掘引用了，凡是前人研究壮族史的积极成果我们都基本上继承吸收了。”［4］笔者认为，这实际上就是等同于宣判了通史式壮族史书写的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因为材料都没有了还怎么新写呀。再说，“通史”或“断代史”，就像余英时先生所说的那样，一般都是作为教学用的教科书，“每隔几年便必须修订，甚或完全改变，……作为读本，它的生命大约很难在著者身后继续流传”，所以，“史学研究不能长期停留在写贯通全程或概括一代的史书上。”［5］那么，既然此路不通了，又该怎样转型呢？

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觉得余英时先生的说法也很有启发性。他说：“史学研究不能长期停留在写贯通全程或概括一代的史书上。接下来当然便是走专题研究的路。唯有如此，研究才能逐步深入，不断创获新的历史知识”，而“所谓新的历史知识是指史学家辛勤研究后的原创性结果，是以前的人所不知的。”［5］这就启示我们今天的壮族历史的书写也应该走出通史式的研究书写路径，而转向专题式的研究书写方式了。而这样的专题式转型，实际上在壮族史研究中早已开始了，只是近年来特别的显著，就以关于侬智高和广西土司的研究书写为例，专题性的研究专著就不少。关于侬智高方面的就有黄现璠的《侬智高》（1983）、韦一凡的《壮族英雄侬智高》（1994）、白耀天的《侬智高：历史的幸运儿与弃儿》（2006）、农贤生的《侬智高考释》（2014）、罗彩娟的《千年追忆：云南壮族历史表述中的侬智高》（2012）、卜童巴翰的《南天霹雳侬智高》（2013）等。而关于广西土司方面的著作也同样很多，有覃桂清的《忻城土司史话》（1990）、谈琪的《壮族土司制度》（1995）、黄家信的《壮族地区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2007）和《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土司信仰与士兵》、蓝武的《从设土到改流：元明时期广西土司制度研究》、黄维安主编的《忻城土司志》（2005）、蓝承恩的《忻城莫氏土司500 年》（2006）、潘学明的《广西忻城莫氏土司官族诗文赏析》（2006）、韦顺莉的《清末民初壮族土司社会研究——以广西大新县境为例》（2008），郑超雄和黄继先的《土州、土治、土司制度面面观》（2009）、胡牧君的《南丹土司史》（2015）等。应该说，著作数量是不少了，但大都学术性较强，普及型且有较大读者群的著作还是比较稀少的，而这实际上也都影响了这些著作的壮族形象建构效果的充分发挥。在这方面，四川作家阿来值得我们学习。他以康巴藏族土司为题材写就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不仅获得了矛盾文学奖，而且还成了畅销书。笔者认为，如果哪位作者也能够像他那样以广西土司为题材，写出具有同等影响力的作品，那么，我们壮族史的专题性研究才算是达到了转型的目标了。

（二）扩充壮族史史料的挖掘方向

当壮族史书写由通史式转向专题式之后，壮族史史料的挖掘方向相应地也跟着发生变化。通史式书写追求史料的广度，而专题式书写则追求史料的深度，即向着一个方向深挖和广积材料，其具体方法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以新观念来发掘旧材料。就是以当下现实所激发的新观念去观照旧材料，逼出新问题和新意义来，进而使人人所知的旧材料转化为新材料。意大利著名史学理论家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说的就是这样的道理。

2.开辟采集新材料的途径。鉴于张声震先生所说的所有能够找到的可用的重要文献史料基本上都挖掘引用了，因此，采集新材料就要开辟新的门路。而所谓新的门路其实就是过去常被大家忽视的材料资源。一是族谱资料。族谱作为记录宗族血缘谱系的资料，在我们研究某些壮族历史人物时会很有用处，以前总是认为壮族的族谱作为私史因出于攀附的心理而在追溯祖先来源上常会有假托的成分而不敢大胆地使用，但实际上从传统史学的眼光看，族谱本就是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的“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我们不应因某一方面的瑕疵就完全弃之，只要在使用时多征引和参照诸如分子人类学、比较历史语言学、民族社会学、考古学之类的知识，那么，族谱资料还是有其不可替代的用处的。二是挖掘和利用壮族的民间资料。这里的民间资料主要是指民间创作的各种资料，如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口述史诗、民间宗教文本等。壮族由于没有自己的正史，所以，从这些民间资料中发掘历史事实不失为一种补救的方法，比如《布洛陀经诗》就给我们提供了壮族由蒙昧社会转到文明社会的某些确实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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