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专题式研究书写有与其研究相适应的史料挖掘方向，只要我们做好仔细甄别的工作，那么，凭借源于族谱和民间的材料的形象性、亲和性以及浓厚的生活气息，还是很有利于写出对读者有吸引力的作品，进而充分发挥作品的壮族形象建构效果，助推当代的壮族史研究顺利转型。

（三）采用故事化的历史书写方式

综观60多年的当代壮族史书写，可以发现其书写的风格大都偏向学术性，更看重学术贡献，而不是社会影响，因此，著作多是面向专业性的读者或者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爱好者，这自然也就限制了著作的壮族形象建构功能的充分发挥。为此，当代的壮族史书写方法有必要进行转型。而这个转型的方向就是北美汉学家们提倡的文学化的讲故事的书写方式。

北美汉学家都主张用讲故事的方式来书写历史著作，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韩书瑞就说，历史学就是讲故事，就是要用新材料讲新故事，只要把故事讲好，讲得精彩，讲得人家愿意来读，就算尽了历史学家的责任，至于这个故事背后有没有意义，那不是历史学家的事情。［6］哈佛大学的孔飞力教授则对她的后半句不满意，并修正说：“历史学当然要讲故事，没有故事很少人愿意看，不愿意看的话就完全没有用处。但历史又不能仅仅是讲故事。如果你讲的故事没有意义，那人家为什么要来听？如果这个故事对社会无益，对读者无益，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来讲？”［6］这些北美汉学家不仅只是倡导而已，而且还身体力行，变出不少用讲故事的方式书写中国历史的花样来。

耶鲁大学的汉学家史景迁被认为是最会讲中国故事的汉学家。他讲中国历史故事不仅聚焦于历史人物个体，而且还带点文学的细腻性。很强的文笔能力，赋予了他能将枯燥生涩的史料酝酿发酵成一个个鲜活生动故事的能力，因而在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方面贡献很大。他的作品不仅是学术著作，更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拥有大批读者粉丝，他的代表作是《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的命运》。

黄仁宇作为一个美国华裔汉学家，能借鉴中国传统的纪传体模式来讲中国的历史故事，所以，读他的史书有时恍如读小说的感觉，以至于他的《万历十五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国内出版时，曾让国内读者大吃一惊，惊叹原来历史也可以这样写呀！他讲述的历史故事，着眼于有感情、有欲望的人，着眼于历史细节，所以，显得生动有趣，全然没有了一般历史书的那种平铺直叙、四平八稳、理所当然的逻辑，完全颠覆了一般历史书在人们头脑中的枯燥形象。

北美汉学家的这种旨在追求通俗化、大众化的故事化历史书写方式，也逐渐得到了国内学者的认可。像清华大学历史系张正刚教授就借鉴这种方式来写他的《〈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一书，他说通过“这本书，讲比较通俗的历史。一个专业历史学工作者，用通俗的方式给大家讲解历史和文化，也是在为社会大众服务。”［7］同理，用故事化的方式来书写专题性的壮族历史著作，也能有助于发挥当代的壮族史书写为社会大众服务的功能，进而实现其壮族形象建构效益的最大化，促进当代壮族史书写的转型。

综上所述，当代的壮族历史书写的确发挥了历史书写在壮族形象建构方面应有的优势和长处，尽其所能地实现了重构壮族历史形象的使命。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读者的接受趣味与接受方式的改变，当代的壮族史书写也面临着向大众化、通俗化方面转型的需要。实现这些转型，不仅有助于促进壮族史研究的发展，而且也有助于扩大当代的壮族历史书写的壮族形象建构效应。

（本文系广西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中心资金资助项目资助成果）

［1］黄现璠.民族调查与研究40年的回顾与思考（下）［J］.广西民族研究，2007（4）.

［2］黄现璠.民族调查与研究40年的回顾与思考（上）［J］.广西民族研究，2007（3）.

［3］张声震.在《壮族通史》首发式上的发言［J］.广西民族研究，1997（4）.

［4］张声震.关于《壮族通史》的若干问题［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1）.

［5］余英时口述，何俊记录.余英时谈治学经历［J］.东方早报周日副刊·上海书评，2014-06-30.

［6］周武.孔飞力谈中华帝国晚期的国家与社会［J］.东方早报周日副刊·上海书评，2016-02-28.

［7］宋晨希.张国刚：中国现在连“痞子文化”都没有了［EB/OL］.（2016-10-20）［2016-10-22］.

文章来源：《当代会计》 网址: http://www.ddhjzz.cn/qikandaodu/2021/0511/11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