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善于利用客观地理环境

“地”作为“五事”之一，始终受到孙武的重视，体现了其对战场环境和战略要地重要性的深刻理解。孙武在《行军篇》中即提到在不同地理环境中行军作战、部署军队的原则。孙武在《地形篇》中指出，“凡此六者，败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5]认为地形对于作战指挥有重要影响，后又在《九地篇》中分析了九种地形中的具体作战原则，强调了战场环境对战争制胜的重要影响。孙武一方面对作战中人的主观能动性进行强调，另一方面，也十分注重客观战场环境的影响，与其对政治、经济的观点一起，构成了其对战争主客关系的理解。

三、影响与启示

《孙子兵法》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兵书，对后世兵学理论的发展和兵书的体系建构都有着深远影响，启发了后世兵学发展，而其兵学理论的基本精神与战争指导艺术贯彻在中国古代兵学发展脉络之中；其军事理论基本范畴也一直沿用下来，并在军事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留下众多值得反复研究的经典战例，其战争指导原则对当今军事实践仍有着重大影响。《孙子兵法》作为对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不仅在古代哲学和兵学领域有着重要地位，更是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各领域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

在我们看来，《孙子兵法》首先是一部兵书，其思想光芒主要体现在其军事辩证思想上，而其对于古今中外的军事实践，确实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孙子兵法》中的部分思想则不再适用，但其对当今军事辩证法的发展仍有着许多启发。首先，坚持人是战争制胜的决定性因素。信息化战争条件下，武器因素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一些“武器制胜论”的论调开始甚嚣尘上。但武器因素的作用再突出，也只是与人相结合的武器，脱离开人的因素，武器因素的作用则无从谈起。其次，坚持以全局为重的战略性眼光。《孙子兵法》强调“慎战”与“全胜”，将战争放在政治经济的整个人类社会实践体系中去考量，反对任何没有战略性眼光的军事行动。这一思想在有潜在核战争可能的当今世界更加具有分量。再次，坚持战争态势营造上的主动权地位。习主席指出，我们要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则无法保证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必须将军事力量的建设与运用放在战略性地位来考量，坚持在强军实践中不断壮大国防，求胜于未战，方可在国际力量角力中争取主动。

[1]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上)[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1.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9.

[3]周振甫译注: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1:235.

[4]张燕婴：译注.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6:272.

[5]骈宇骞,王建宇,牟红,郝小刚译注:孙子兵法?孙膑兵法[M].北京:中华书局,2006:3,99,31,10,12,5,14,54,74,50,21,25,95,57,27,7,17,34,37,42,71.

[6]饶 尚 宽 译 注:老 子[M].北 京:中 华 书局,2006:5,138,168.

[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69.

[8][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326.

当代中国军事辩证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诞生和发展离不开对以往军事辩证思想的继承。作为中国古代军事辩证思想的主要代表，《孙子兵法》的军事辩证思想达到了其所处时代的巅峰，并成为中国古代哲学中辩证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启发了今后一系列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对当代中国军事辩证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继承并研究《孙子兵法》的军事辩证思想，有利于加深对当代中国军事辩证法的理解，并促进其进一步创新；而对《孙子兵法》的考察，也必须立足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的军事实践，以破解新的军事实践中的难题为指向，《孙子兵法》的时代性才得以体现。本文尝试在当代军事辩证法视域下对《孙子兵法》进行考察，结合当代军事辩证法的主要问题对《孙子兵法》的军事辩证思想进行探讨。一、《孙子兵法》的诞生背景（一）丰富多样的军事实践任何理论的诞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实践，军事实践是军事理论诞生的必要条件。《孙子兵法》诞生在春秋末期，正是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一段变革期。彼时，王室衰微，列国纷争，战事频起；而社会的动荡也带来了思想的解放，人们对战争的反思加深了人们对战争的认识。一方面，是战争频次的提高。据统计，春秋时期的战争次数为395次[1]，是明清之前中国战争次数最多的时期，军事活动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占重要地位。另一方面，是军事实践具体内容的多样性。大国争霸，大夫夺权，征伐兼并，出战夷狄，军事与政治、外交、经济的关系尤其紧密，作为暴力手段的战争成为各类社会活动解决矛盾的主要手段之一，军事实践渗透到社会实践各领域。这一时期，中国古代传统的“车战”与“步战”并存，大小战争不断，战法多变，可以说，军事实践的丰富多样为《孙子兵法》等军事理论的诞生提供了肥沃土壤，同时又要求着军事理论的创新。（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关系的变革，使得春秋时期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也随之发生改变；而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决定了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武器装备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军事制度的变革。春秋时期，青铜器冶炼技术得到进一步提高，冶铁技术逐步开始代替青铜工艺，武器装备开始更新换代。恩格斯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2]春秋时期，更大杀伤力的武器装备促进了战争的进一步激烈化，相应的军事制度也得到了变革。同时，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为战争提供了更多的兵员，使得军队规模得到提高，相应的军事管理和指挥体制得到改进，战争规模也逐渐变大。而封建制对奴隶制的逐步代替，带来的是政治及军事制度的转型。春秋末年，封建主势力增强，“天子”名存实亡，封建制度开始逐步确立，相应的军事制度也开始摆脱奴隶社会的痕迹，其军事领导权与指挥权制度逐渐封建化，军队的规模和组建形式得到变更。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带来了武器装备和军事制度的更新换代，军事理论也在此基础上愈发成熟。（三）对朴素唯物主义及辩证思想的自觉继承春秋时期，“官学”衰微，“私学”兴起，思想出现大繁荣之势，社会思潮激荡澎湃，有了“百家争鸣”之局面。在各类思潮中，军事思想作为对军事实践的理论反映也得到丰富发展，并出现了专门从事军事实践并研究军事理论的学派——兵家，成为诸子百家之一，孙武便是其代表人物。各类社会思潮对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家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表现在对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的继承上。《易经?系辞上》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3]中国古代传统阴阳观便带有了朴素唯物主义色彩，而在西周时期产生的五行思想，进一步发展了朴素唯物主义。如孔子指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4]便对自然采取了唯物主义的认识。孙武继承了这一传统，在《孙子兵法·计篇》提出：“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5]对“天”这一传统概念进行了彻底的唯物论解释，对天命论进行了否定，又在《孙子兵法·用间》中指出，“故明君贤将，所以而动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5]在战争指导上采取了彻底的无神论主张。另一方面，《孙子兵法》继承了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思想，并使其得到进一步发展。传统的阴阳观既是朴素唯物论的代表，同时又带有鲜明的辩证色彩。到了春秋时期，朴素辩证思想在对事物的认识上更加深入。孔子提出了“中庸”思想，对事物发展变化的“度”做了辩证思考。老子指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6]对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对立统一已经有了深入认识。《老子》第五十七章提出了“以正治国，以奇用兵”[6]的正奇思想，第六十九章提出“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6]的用兵原则，更是将辩证法运用于政治军事领域。孙武是古代朴素辩证法的代表人物，他在《孙子兵法·虚实篇》中指出：“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5]对矛盾对立双方的相互依存和转化有了细致考察；并在《孙子兵法·势篇》中指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5]对于作战中的正奇思想进行阐述，与老子的正奇思想相得益彰。可以说，对于中国古代朴素军事辩证思想的发展，《孙子兵法》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二、当代军事辩证法视域中的《孙子兵法》（一）战斗力诸要素的辩证关系战斗力的对抗是作战双方军事对抗的直接表现，而战斗力又是一系列因素的合力，其与政治、经济、文化有着相互依存和补充的紧密联系。《孙子兵法》充分认识到了战斗力诸要素的作用，并对其辩证关系有着深刻理解。1．人与武器的关系在人与武器的关系上，孙武对其有着深刻认识。首先，孙武认为，战争离不开武器装备，武器因素是战斗力构成的重要因素。他在《作战篇》中提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5]同时，孙武充分认识到了武器装备对于战争制胜的重要性，在《作战篇》提出：“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矢弩，戟盾蔽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5]认为武器装备的破损消耗会极大地削弱战斗力。其次，孙武在考察战事、预判胜负时，强调了要考虑“兵众孰强？士卒孰练”，[5]对战争中的人的要素予以强调，强调了人这一要素中人的技能和体力的作用；又在《作战篇》中提出：“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5]对作战中人的精神因素予以足够的重视，更是提出了人与武器结合的重要性。可以看出，《孙子兵法》中对于人与武器关系的考察，更加侧重于人对战争制胜的作用。《孙子兵法》对人心与人力的作用有着一定的认识，但它对人的认识并没有达到“人与武器高度结合”的程度，也没有将武器看作“人的自然力量的延伸”，而是更多地从兵员多寡上来看人这一要素。一方面，作为朴素辩证法在军事理论上的体现，《孙子兵法》中对人与武器关系的考察并没有更多侧重，对其关系的认识也处于朴素的萌芽阶段；另一方面，受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军事实践所限，兵员的多寡是当时战争条件的重要因素，人与武器的结合尚未达到如今信息化战争中的紧密程度，当时的冷兵器作战中的双方武器也并没有形成本质上的代差，对军事实践的反思也必然受限，尚未达到“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7]这样的思想深度。2．将帅与士兵的关系将帅与士兵构成了军队中人这一要素的两大主要组成部分，古往今来的军事理论家对二者关系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对此，孙武在《计篇》提到：“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5]将将帅列为“五事”之一，作为战争制胜的重要因素，充分肯定了将帅的作用，并对将帅提出了“智，信，仁，勇，严”[5]的高度要求。孙武在《九变》中提出：“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5]又于《地形》中提出：“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5]强调了将帅在战争中的主观能动性，认为“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5]充分肯定了将帅对于战争制胜的巨大作用。同时，孙武又将“将孰有能”[5]与“兵众孰强”[5]、“士卒孰练”[5]共同作为考察战事的重要方面，在《军争篇》中对“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也”[5]的消极作用同等对待，将将帅与士兵两要素放在一起考察，对士兵的作用也有着足够的重视。孙武将将帅与士兵理解为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在《谋攻篇》中提出“上下同欲者胜”[5]，认为二者对于战争的制胜均有着重要影响，缺一则不足以制胜；但孙武并没有将二者作用等同，他对将帅有着更高的要求，重视将帅在用兵上的主观能动性，要求将帅立足于丰富的战争经验并有充分的智慧把握战争的虚实。在将帅与士兵的关系上，孙武充分认识到二者的重要作用，在紧密联系二者的基础上，注重二者的差异性，体现了其对二者辩证关系的深刻理解。但受时代和阶级条件影响，孙武在对官兵关系的理解上，对将帅的作用进行了过分夸大，仅仅对将帅的主观能动性提出要求，对士兵则采取了“愚兵”的态度。3．军与民的关系直接参与作战的主要是军队，但战争涉及到的不只是军队，民众对于战争制胜同样有着重要影响，军队与民众共同构成了战争制胜的重要因素。春秋时期，“天命观”逐渐衰微，关心民生的民本思想出现。但这一时期的民本思想，其出发点则是为了争取民心以维护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在对军事实践的反思上，军事理论家也开始认识到民众对于战争制胜的重要作用。《孙子兵法·计篇》中指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5]强调了民众支持的重要性，更是进一步将“道”列为“五事”之首。又在《形篇》提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5]认为只有“修道而保法”才可争取民心。《孙子兵法》对于军与民关系的理解受其时民本政治思想影响，对民众于军队作战的积极作用有了一定认识，但对二者关系的理解没有得到进一步深入；同其对将帅与士兵的关系的理解一样，孙武对军与民关系的理解，缺少对人民群众和军队广大官兵的整体的认识，没有认识到，只有官兵、军民的紧密结合才能够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才能够发挥出将帅、军队的作用。（二）对战争本质的探究《孙子兵法》开篇即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5]认为战争是关系着国家和民众生死存亡的大事，必须认真对待、细致考察。因此，孙武对战争的本质及制胜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将战争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联系起来，将战争指导放在了全局性战略地位。1．在战与不战的关系上，主张慎战《孙子兵法》强调对战争要采取谨慎态度，对于战与不战，孙武更是主张要慎战。孙武在《火攻篇》指出：“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5]首先，孙武的慎战不是不战，而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国之大事”的重要性，才必须慎重对待。在对待战与不战上，孙武提出了自己的原则——“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5]，以及“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5]。这里的利，则是指统治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利益。其次，慎战要求着胜战。孙武提出了“安国安军”的目的，则作战必须得此利，在这里，慎战内涵着不打没有胜算的战争，要求战则必胜。再次，慎战要求着备战。孙武强调，慎战一定要备战，他在《九变篇》提到，“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5]认为“用兵”要做到不打无准备之仗，而只有备战充分，拥有强大军备力量，才可迫使对方不敢轻易开战。2．重视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从来都不能孤立地看待战争这一社会实践活动，否则将无法取得对战争本质的深刻认识。战争自诞生之日起，便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有着不可分割的相互关系，正如克劳塞维茨指出，“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用另一种手段来继续”。[8]孙武深刻认识到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内在联系，他在《孙子兵法·形篇》提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5]，在战争与经济的关系上强调了经济的基础性地位；又在《火攻篇》提到，“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5]，认为忽视政治目的的战争是缺乏战略眼光的表现。可以看到，孙武在“安国安军”这一出发点上已经强调了战争是有着政治目的的，虽然他并没有在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上有更明确的表述，但其在此问题的认识上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三）战略战术上的辩证法在对战争本质和制胜要素的认识上，充分反映了《孙子兵法》中所蕴含的辩证思维，而其军事辩证思想更多的则是体现在对战略战术的作战指导上。《孙子兵法》着重探讨了制胜之道，《计篇》中提到，“兵者，诡道也”[5]，便强调了用兵之道，而它得以影响深远的主要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其作战实用性。1．全胜观“全胜”可谓孙武用兵之道的最高境界，其在《谋攻篇》指出：“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5]在此，孙武否定了“百战百胜”的胜战观，肯定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观。孙武进一步指出，“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5]，认为取胜在战之外，提倡了谋略和外交的重要性，同时也反映了孙武对战争的政治目的的深刻认识。2．在主动与被动关系上，提倡争取主动权孙武强调在战场上的战争主动权，重视在作战态势营造上的主动，提出“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5]，以求达到“致人而不致于人”[5]的目的。为达到这一目的，孙武认为，一是要善于以“奇正”用兵。他在《势篇》提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5]，认为只有奇兵方可取胜，但作战也离不开以正用兵，必须要把握战争态势中的“奇正”关系及其间的转化，才可争取主动；二是要做到“避实击虚”。孙子在《虚实篇》提到，“兵之形，避实而击虚”[5]，强调要集中攻击敌人薄弱环节。而敌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虚实之势也根据具体作战条件而发生转化，因此要“因敌而制胜”[5]，做到灵活机动；三是要集中优势兵力。《孙子兵法·谋攻篇》提到，“识众寡之用者胜”[5]，认为以众击寡是争取主动的关键，进而在《虚实篇》提出，“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5]进一步强调了集中优势兵力的重要性。3．善于利用客观地理环境“地”作为“五事”之一，始终受到孙武的重视，体现了其对战场环境和战略要地重要性的深刻理解。孙武在《行军篇》中即提到在不同地理环境中行军作战、部署军队的原则。孙武在《地形篇》中指出，“凡此六者，败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5]认为地形对于作战指挥有重要影响，后又在《九地篇》中分析了九种地形中的具体作战原则，强调了战场环境对战争制胜的重要影响。孙武一方面对作战中人的主观能动性进行强调，另一方面，也十分注重客观战场环境的影响，与其对政治、经济的观点一起，构成了其对战争主客关系的理解。三、影响与启示《孙子兵法》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兵书，对后世兵学理论的发展和兵书的体系建构都有着深远影响，启发了后世兵学发展，而其兵学理论的基本精神与战争指导艺术贯彻在中国古代兵学发展脉络之中；其军事理论基本范畴也一直沿用下来，并在军事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留下众多值得反复研究的经典战例，其战争指导原则对当今军事实践仍有着重大影响。《孙子兵法》作为对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不仅在古代哲学和兵学领域有着重要地位，更是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各领域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在我们看来，《孙子兵法》首先是一部兵书，其思想光芒主要体现在其军事辩证思想上，而其对于古今中外的军事实践，确实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孙子兵法》中的部分思想则不再适用，但其对当今军事辩证法的发展仍有着许多启发。首先，坚持人是战争制胜的决定性因素。信息化战争条件下，武器因素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一些“武器制胜论”的论调开始甚嚣尘上。但武器因素的作用再突出，也只是与人相结合的武器，脱离开人的因素，武器因素的作用则无从谈起。其次，坚持以全局为重的战略性眼光。《孙子兵法》强调“慎战”与“全胜”，将战争放在政治经济的整个人类社会实践体系中去考量，反对任何没有战略性眼光的军事行动。这一思想在有潜在核战争可能的当今世界更加具有分量。再次，坚持战争态势营造上的主动权地位。习主席指出，我们要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则无法保证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必须将军事力量的建设与运用放在战略性地位来考量，坚持在强军实践中不断壮大国防，求胜于未战，方可在国际力量角力中争取主动。参考文献：[1]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上)[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9.[3]周振甫译注: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1:235.[4]张燕婴：译注.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6:272.[5]骈宇骞,王建宇,牟红,郝小刚译注:孙子兵法?孙膑兵法[M].北京:中华书局,2006:3,99,31,10,12,5,14,54,74,50,21,25,95,57,27,7,17,34,37,42,71.[6]饶 尚 宽 译 注:老 子[M].北 京:中 华 书局,2006:5,138,168.[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69.[8][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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