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勇于反抗、爱国御敌的壮族形象

历史上，壮族人民反封建、反侵略的英勇斗争，也是当代壮族史书写所特别着力叙述的内容。在黄现璠先生的《壮族通史》里，这一部分内容分别被集中安排在第十二章“壮族人民反封反帝革命斗争”和第十三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壮族人民的革命斗争”。而在张声震主编的《壮族通史》里，则是分散到各个朝代里进行叙述，只不过在叙述的时候又分内部斗争和对外斗争两个方面来进行介绍。对其内部斗争方面介绍的有：东汉时期“二征”的起兵反抗，唐代的俚僚人起义，宋代的南丹、扶水、环州“蛮夷”的反抗斗争，明代的古田起义、府江起义和八寨起义，清代的太平天国起义，清末的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起义和反对袁世凯复辟的斗争，还有新民主主义时期壮族人民参与建立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壮族人民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等；而对外斗争方面主要介绍的有：宋代的反抗越南李朝的入侵，明代的瓦氏夫人率领俍兵抗倭，清代的抗法斗争，民国时期的抗日救国斗争等。

从这些壮族人民反抗斗争事迹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壮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几乎每个朝代都有，一方面反映了壮族人民所受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都很沉重，另一方面反映了壮族人民很能战斗，也敢于斗争，即便是在面对烧杀成性、蛮横的外国侵略者面前也总是敢于拿起武器，进行抵抗，由此我们不难从中感受到一个敢于反抗、爱国御敌的壮族形象。

（四）不断发展进步的壮族形象

通史是当代壮族史书写的一个重要方式，而且书写时各个书写者也都习惯于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五个社会形态来作为整个叙述的框架。这种全视角的贯通式书写方式，比较有利于展示壮族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和过程。这无论是在黄现璠先生的《壮族通史》中，还是在张声震主编的《壮族通史》中，都可以体会得到。现以这两部书关于壮族的历史治理模式演变的叙述为例，来做一简要的说明。所谓壮族历史上的治理模式，实际上就是中央王朝对壮族所实施的治理模式。从两书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壮族的治理模式经历了这样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秦朝的郡县制─隋唐五代十国时期的羁縻制─宋代的土司制度─清中叶的“改土归流”。对于各朝代施行的这些治理方式的优缺点，书写者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说明，但总体上看，这些治理模式之间的更替过程，反映了中原和边疆壮族地区之间的交流和融合程度以及壮族的社会文化和生产力发展的不断提高。所以，从这些关于壮族治理模式更替的叙述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壮族形象。当然，其他方面的壮族史内容的叙述如经济方面，也同样体现了不断发展进步的壮族形象。可见，当代的壮族历史书写以通史的方式建构出了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壮族形象。

（五）不爱经商、男闲女劳的壮族形象

关于壮族的民族性格，是过去的历史文献最经常提到的，只不过其中常常夹杂着某些片面和歧视的成分。在当代的壮族史书写中，比较重视这一方面介绍的是黄现璠先生。他常采用文献资料与实际调查资料互证的方法来进行书写，以便剔除历史文献中的歧视性成分，保留其客观的部分，以便能够更客观、公正地反映壮族的民族性格。

关于壮族不爱经商的性格，黄先生先是引用历史文献的说法，如《大明一统志》（卷八五）说到，左江之江州（今崇左县）“不知商贾，惟耕种”，右江之奉议州（今田阳县）之壮人，也是专门“耕种纺织，讴歌娱乐。”清代的《大清统一志》也说到，思恩府（今武鸣）“居民力田，不事商贾。”清初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也说壮人“男妇专事耕种，无别生活”。然后，黄先生再佐以自己民国时期调查左江全茗州全茗街的经商情况来做补充说明。他经过走访调查发现，清末民初全茗街做生意的全是汉人或官族，这印证了上述相关历史文献说法不虚。对于这一壮族性格形成的原因，黄先生归纳为：壮族社会生产落后、地方贫瘠、人民购买力低、没有文化、与外界接触少、不懂经商常识，以及“寸金不如寸土”“香料不如盐，商贾不如田”的轻商重耕的观念。

而关于壮族的“男闲女劳”民族性格特征，黄先生也是先引用《岭外代答》的说法：“为之夫者，终日抱子而游，无子，则袖手安居”，“城郭圩市，负贩逐利，率妇人也”。然后再援引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来加以补充。他说，在农村，壮族妇女不仅要纺织、刺绣、管理家务和护理小孩，还要同男子一样插秧、割谷、犁田、耙地、赶集等，有的地方挑水是妇女干的事情，男人是不干的，再晚都要等老婆耕田种地回家挑了水才煮饭，所以，背着小孩挑着担子的妇女，在旧社会的壮族农村是最常见到的现象。而旧社会右江流域的不少地方，如果一个妇女的劳动力养不了自己的丈夫，还会被别人说成懒妇女。通过上面的有关撰述，我们不难感受到一个不爱经商、男闲女劳的壮族形象的存在。

文章来源：《当代会计》 网址: http://www.ddhjzz.cn/qikandaodu/2021/0511/1144.html